明報月刊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號

新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曾是史丹福大學的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李國鼎是誰﹖同學們近日常困惑地問起。我在此說說我所知道的李國鼎先生。

遠赴劍橋 師從盧瑟福

  庚款的意思是庚子賠款,大家都知道。那本來是賠英、賠美等國的款項,然後又退還給中國。庚款後來成立了獎學金,公開招考,讓國內的大學畢業生競爭。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的李國鼎,北京燕京大學畢業的張文裕,分別在第二(一九三四年)、第三屆庚款留英考試中考取。他們的志願都是去英國的劍橋大學,都是物理系。楊振寧則是第六屆錄取的,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了。

  李、張二人為什麼都去劍橋大學呢﹖是為了去向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學物理。盧瑟福是太著名了,他是一九○八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他主持的卡文迪什(Cavendish)實驗室那時主要是搞物理,念物理而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除了居里夫人外,大概並不多。而盧瑟福也很自負,他說﹕「我就是潮流,騎在潮頭的浪花上。」我並沒有聽見這話,好像是斯諾(Charles P. Snow),那個創「兩種文化」的人說的,應載於斯諾的《各式各樣的人》(Variety of Men)那本書上。如果不是斯諾說的,就是我在劍橋喝茶時聽到的。那個時候大英帝國是日不落國,劍橋大學是群賢畢至,而盧瑟福也是由外地(新西蘭)來的。

  庚款只給三年,必要時延長至四年。李國鼎與張文裕二人是在劍橋的卡文迪什才相遇罷。我的題目是說李國鼎,為什麼提張文裕呢﹖張文裕後來是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原子物理老師,一九四五年年底,張在普林斯頓告訴楊費米(Enrico Fermi)之所在﹔一九七八年左右,張在北京為了建不建造對撞機,與楊在「舌戰群儒」時,兩人的主張正是對立的。

  因為日本的入侵,抗日戰爭忽起。此時盧瑟福因病到倫敦去求治,卻突然逝世了,再也沒有回劍橋。李國鼎與張文裕並不是匆匆回國,而是於歐陸轉了一圈,在德國考察探照燈之類,大概是想打日本來襲的飛機,那總得先測敵機的位置罷。回國後的張文裕在西南聯大教書,李國鼎在資源委員會等處工作。如此,抗戰的八年過去了﹗結果是李國鼎去了台灣,張文裕留在大陸。

張文裕是「補考」了博士資格的合格考試後才得博士學位,也就是失敗了一次。而李國鼎是沒有考,據張文裕說,「李國鼎跑了」。所謂念博士的資格考試,相當於美國近年的「是否接受該生念博士」的考試,也就是考些物理的常識。可能因為張文裕在國內大學時期的實驗訓練不足,或一時忘了,反而不會答那類淺顯的問題,雖然那時的燕大是重實驗的。不過,略加預備,即可通過了。於是張文裕成了中國第一位劍橋的物理博士,而李國鼎並沒有。別人說李做了傻事,他不置可否,原因是急赴國難。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也就是一九六六到七六年間。這些年我正巧在美國的休斯頓大學當電機系教授。忘記是在哪一年了,忽然有一天接到訪美的台灣經濟部部長李國鼎到了休斯頓後邀吃早餐的信。我那次很早起來到一個旅館去。主人原來有二人,一位是李國鼎,一位是李模,好像是次長罷。李模是我早就認識的朋友,李國鼎則是初識。李國鼎問我一些對電子業的看法,然後說起劍橋大學的盧瑟福來。盧瑟福我當然知道,但當時並不知卡比查(Pyotr Kapitsa)其人,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關於卡比查那個驚心動魄、離奇曲折的故事了。而當時李國鼎是說那些他在卡文迪什的經歷。

台灣科技教父 重溫卡文迪什舊夢

  卡比查是很早由蘇聯到劍橋跟盧瑟福做研究的學者,非常受盧瑟福器重,英國皇家學會為他在劍橋建一蒙德(Mond)實驗室。每年暑假卡比查常回蘇聯,一九三四年,他暑期回到蘇聯後,再也回不了劍橋——他被扣住了。盧瑟福怎麼敵得過當時蘇聯的蠻橫與狡滑。劍橋遂把卡比查在劍橋所用的設備全部贈送給蘇聯政府,好讓卡比查在他的祖國繼續作實驗。那套惟一的低溫儀器一拆走,劍橋就沒有了。蘇聯大概也不好意思,賠了些錢。於是對劍橋方面低溫設備及研究人員來說,一切均要從頭開始。李國鼎轉到了低溫研究,盧瑟福還為他找到英國皇家學會的獎學金。若在今日的一些人看來,他不該繼續念完嗎﹖這時抗日戰爭爆發,他就束裝回國了。「好多人認為我未在劍橋完成博士學位是『傻』,我卻認為個人能操縱的事,又有多少﹖」我現在回看起來,是李國鼎並不願意重溫那些淺課,他也許不願意像張文裕似的打開大學書本,重溫一遍淺顯實驗等。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可是世人不見得知道細情,也不見得有他同樣的解釋。

李國鼎出國時,數學考一百分,數學家姜立夫勸他念數學。那時劍橋的數學是哈代(G. H. Hardy)時代罷,也是極負盛名的,且是只講美、絕對不講實用的數學。而李國鼎最初是念原子放射,最後成了第一位研究低溫超導物理的中國人,當然這些又豈是他的始料所及。

  不知為什麼,李國鼎那天會向我說這些個人的歷史,似乎連李模聽得也很新鮮。

  我在這裡想補充說明的是,卡比查就是一九七八年因了四十年前所作低溫物理的論文貢獻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個卡比查。李國鼎說這個典故時,卡比查尚未得獎。因一九七八年我已在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三或九四年罷,我正在台灣台南的成功大學做國科會聘請的講座教授。大學讓我去陪一下來訪的資政李國鼎,因為「你們都是劍橋出身的」。這也就是我第二次見李國鼎,距離第一次見他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那時他已是台灣的科技教父,台灣有關科技的創建,在多方面都極成功,比如新竹的科學園區、台南的成大醫院等等。科學園區只是他籌劃的主要項目,成大醫院則是另一項。科學園區不僅是亞洲四小龍的主力,而且計算機及晶圓製造已是世界聞名。莫耳(G. Moore)之說是在一九六幾年出現的﹕即電子業每一年半就翻上一番,你看台灣已翻上多少倍了﹗李國鼎真可以說是功成而身退,而這些都是在他手裡開始或發揚的。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成大醫學院陪李國鼎,我們的話題便集中在科學園區的成功上。他認為這個時代變動得太快速,國際競爭得太激烈,政府給不了企業家或科學家任何實質的幫忙,除了找廠地、供水電、員工的食宿及其子女的教育等可盡量輔助和充分解決以外,研究及出產的正題是插不上嘴的。比如幾個電晶體集成的零件是一回事,而一千萬個電晶體的積體電路做成的微處理器,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盧瑟福時代的瓶瓶罐罐可以分裂原子,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可以發現中子,但那個時代過去了。丁肇中領軍的科研上百成千的科學家,耗資動輒以億元美金做單位,與以前不是同一回事了。

李國鼎反而問起我來﹕台灣的科學園區,就說台灣積體電路製造罷,為什麼有競爭力﹖我想了一下,說我曾經問過我一個在惠普做事的我早期的博士生曲潤蕃,我問他台積電有何特色,竟那麼有競爭能力,曲很慎重地對我說﹕「窮人之家,即使是小康之家,如果兄弟姊妹太多,常常有種現象﹕是大哥的衣服穿起來短了也小了,給二哥穿﹔二哥又長大以後,給三弟穿﹔三弟又長高了,給老么穿。」曲接?說︰ 「據我看,做電腦的材料需要很精準,不合格時改做數碼儀器,做儀器又不合格了,最後還可以賣給做電動玩具的。外國則不是如此,做好了晶圓,經品格管制的檢查後,不合格的,扔掉。根本沒有大哥的衣服穿來短了給二哥試試的觀念。」於是我想起了豐子愷的一幅畫來﹗每看到畫上的四個小孩的傻樣就想笑。

  李國鼎聽後,眼睛一亮。我看他因為我的話而很興奮,我又想到一個例子,卻是台灣把大好時機錯過了的。我繼續說﹕「我有個香港同事,他是哈佛的博士廖約克。他說﹕『寫軟件不是技術上的了不得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讓香港的軟件工程師寫美國的足球遊戲,或讓美國軟件工程師寫中國的《紅樓夢》的戀愛,他們都需要分別從美國足球規則和賈寶玉是誰開始學罷﹗中國人總覺得軟件容易,你做出來我抄抄就可以了,遂把大好光陰蹉跎了。』」李國鼎深有感慨地說﹕「是各行各業的人學電腦而搞軟件呢﹖還是會軟件的人學各行各業的內容呢﹖」他又想到程式發展的系統,這是他在劍橋養成的、做部長時常用的思想習慣罷。

專看大系統 不做自了漢

  再看到李國鼎的新聞時,是二十一世紀了。他剛於二零零一年去世。媒體上說,給李部長開過二三十年車的司機說﹕「我不明白,我是他的司機,都有自己的房子。他為什麼連一所自己的房子也沒有呢﹖」沒有自己的房子,是專看大系統,不做自了漢。是通盤籌劃全局,顧國家時忘了自己。李國鼎的司機所不明白的問題,倒不是很難答。

  我倒想起張文裕來。如果說張文裕好像是東吳那邊的,楊振寧自然是西蜀那邊的了。當年舌戰所辯論的,是該不該建對撞機。楊的建議是不該建,因花一億美金太多了,楊所持的理由與何時才可以建,他力爭﹕產多少鋼鐵的國力達到時才可以建。張文裕並未直接反駁他的昔日學生與今日諾獎得主,但張自也有言之成理的說詞。各有說法是可以的,但應該採用與否,則只能是每人一票的權利,不能給任何人加重而作此決定。由現在就是二十多年後看來,忽傳宏觀調控而鋼廠在四大調控之列。這也許是楊的錯,也許是張的錯,也許是什麼制度的錯。我想李國鼎對此事必有他的分析與看法,真想問問他,可惜他已死了兩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