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月刊 2005/03/18

拿破崙帝國創建於200年前,這個對近代世界史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力的帝國之創立,是全人類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大事之一。或許普羅大眾都會想到拿破崙一生的傳奇故事,也會想到拿翁帝國將「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人權宣言的理念,散布到全歐洲,進而傳揚於全世界。

【文/林煒舒】

愛因斯坦說:「政治只是一時的,方程式卻永垂不朽。」我想套用這句名言為:「拿破崙帝國只是一時的,貝多芬的五線譜則永垂不朽。」

拿破崙帝國創建於200年前,這個對近代世界史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力的帝國之創立,是全人類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大事之一。或許普羅大眾都會想到拿破崙一生的傳奇故事,也會想到拿翁帝國將「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人權宣言的理念,散布到全歐洲,進而傳揚於全世界,這是拿翁帝國對全人類最重要與最偉大的貢獻。

英雄史詩的交響曲

但我們不要忘了,拿翁的帝國也將血腥的戰火與屠殺,帶到全歐洲。1792年4月24日,李斯勒(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創作的馬賽曲(Marseillaise)開始在全法國傳詠,藉著徵兵制度與民族國家體系,將無止盡的暴力及莫名的仇恨到處散布。1805年拿翁在匈布崙宮(Schonbrunn)對梅特涅(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誇口說,他可以吃得消一個月消耗3萬人;戰爭的型態從此刻開始,進入人命輕如螻蟻的年代(1790至1798年出生的法國成年男子,每五人有一個死於1805至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拿破崙戰爭造成最壯觀的紀念碑,現仍矗立在巴黎市香榭麗舍大道上,那每年受到成千上萬觀光客朝聖的「凱旋門」,正代替900萬條無辜死亡的靈魂,作出無言的控訴。凱旋門根本就只是拿破崙戰爭犧牲者的墓碑而已。

1804年的大事很多,我卻想到了一生中最崇敬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他在這一年完成了《第三號交響曲》《英雄》(Sinfonia eroica)。《英雄》的譜大部分是1803年5月的夏季時節,貝多芬在歐白都柏林(Oberdobling)居住時譜成的,但最後手稿譜的完成卻是在 1804年初。

眾所周知的,《英雄交響曲》的創作,原來是以拿破崙的形象為主的。最初的手稿上還寫著「邦那巴特」(Bonaparte),音樂史上明確的記載著這個傳奇。貝多芬生前最重要的密友辛特勒曾說,《英雄》的題目是貝納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 1763~1844)向貝多芬暗示的名稱,這個講法不見得是正確的,在音樂史歷來都是眾說紛紜,爭議性也很大。貝納多特元帥雖然曾經是拿破崙的部將,但其後半生則堅持反拿氏的立場,甚至最後因此被反法同盟推為瑞典國王,現在的瑞典王室即是他的後代。

貝多芬的學生斐迪南?賴斯(Ferdinand Rise, 1784~1838)在他的筆記中說:

貝多芬在寫作此曲時,曾經想過拿破崙,也就是成為第一執政官的拿破崙。當時貝多芬給予拿破崙極高的評價,甚至把他比喻成古羅馬最偉大的執政官。我和幾位貝多芬的朋友,在貝多芬的桌上發現已謄清的總譜,封面只有上方題著「邦那巴特」,下方簽上貝多芬的全名,而在此中間則空著並未寫任何文字,貝多芬究竟準備寫上什麼,我一無所知。關於拿破崙背棄共和,登基為帝的消息,我是第一個告訴貝多芬的人。貝多芬聽到這個消息時異常憤怒,大聲罵道:「那個傢伙也是個凡夫俗子。他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竟踐踏世人的權利。他也想成為萬人之上,唯我獨尊的專制者」,講完立即走到桌子旁,拿起總譜的封面撕成兩半丟到地板上。然後重新改訂標題,將它命名為《英雄交響曲》。

賴斯這個故事講得很精采,而貝多芬在盛怒之下撕毀封面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直到今天寫作的貝多芬傳記,幾乎都將這個故事當作重要的範本。但從現在保存在維也納的手稿譜,封面其實並未被撕掉,與手稿譜一同完整的保存著,只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上的文字有被擦掉的痕跡,並且還存留著「題為邦那巴特」(intitolata Bonaparte)。

貝多芬在1804年8月26日寄給萊比錫的布萊特柯普夫與哈特爾出版社(Breitkopf&Hartel)的信件中,曾經提到「新作的大交響曲」,並寫到「此曲就是原來要題名為邦那巴特的樂曲」。不論如何,此曲最後的名稱變成義大利文的《英雄交響曲》,並由當時名氣很大的藝術工業公司(Bureau des Arts et d'Industrie)出版。

共和國的皇帝

1804年5月2日,法國國會通過一項議案:「1.拿破崙‧邦那巴特應被任命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2.皇帝的頭銜和君權應由家族世襲……。3.必須完整的保護人民的平等、自由之權利。」5月18日,元老院宣布擁戴拿翁稱帝。5月22日,法國的登記投票人,經個別簽名投票,以357萬 2329票贊成,2569票反對的「全民公投」,經由「民意」的認可與背書,拿翁堂而皇之的登上帝位,不再將法蘭西共和國的人民當作「公民們」,而改稱「我的臣民」。

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拿破崙稱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而不是法蘭西「帝國」,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學西方歷史的人應該都知道,公元前27年1月13日,當時剷除了安東尼等反對派,成為羅馬境內至高權力擁有者的羅馬帝國第一任「皇帝」屋大維,對著元老院發表演說,宣布將全體人民託付的權力,全部歸還給元老院與羅馬公民,也就是共和國的政體在屋大維的「嘴巴」上恢復了。但很諷刺的是,西洋史卻將這一日視作羅馬帝國開始的第一天,這與我們常識性的認知,不是相距過大?屋大維所發表的是回歸共和的演說,怎麼會錯亂到是屋大維在這一天建立帝國?

或許我們可以從屋大維的「回歸共和」、拿破崙加冕為「皇帝」及希特勒稱「元首」,甚至延伸至史達林的「總書記」,來看待西方專制政府「頭銜」的漸進式演變過程。從公元前27年開始,屋大維的頭銜就成為「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讀起來很長。Imperator原意是大將軍,本來是羅馬士兵對打了勝仗的將領的敬稱,日後就演進為「皇帝」一詞的字源,所代表的意義是軍權。Julius是凱撒的家族姓,Caesar是被屋大維神化的「神君」凱撒的姓,屋大維繼承了凱撒的事業,也繼承他的家族姓以及姓氏,因此屋大維的全名是「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由此演進成日後羅馬的皇帝直至尼祿為止,都必須擁有屋大維血統,繼承「凱撒」一名所代表的意義應為血統的承繼。Augustus 原意為神聖的地方,因而奧古斯都具有宗教意涵的代表性。

Tribunicia Potestas(英文:Tribune of the People)是護民官的意思,基本上這是一項特權,為羅馬共和時代為保護平民百姓免受特權欺壓的最重要官職,此一職銜就如同我國的「監察委員」的制度一般。我們往往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當監委到地方巡視時,就有受了冤屈的百姓,跪在監委面前遞狀申冤。依照羅馬法律規定,護民官有許多重要的特權,其所擁有的肉體不受侵害及否決元老院所提法案的特權,是很重要的。殺害護民官的人,將被處以叛國罪的極刑,如殺害凱撒的布魯特斯,就是因為凱撒擁有護民官特權,而被「依法」宣布為叛國。護民官所特有的否決權,則可以有效的箝制元老院的立法權(美國總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之行使,應該是源自於此)。

屋大維從公元前43年起,以18歲的年齡首度擔任羅馬的執政官Consul,此後即攫住此職銜不放。執政官在羅馬依慣例須由兩人同時擔任,在屋大維執政時期,也同時有兩位執政官。這樣的體制,似是仿自斯巴達的雙王制,可以讓國家不致在其中一位執政官發生不測時,產生政權的空窗,也可以確保共和政治不為獨裁者所竊。為了防止權力集中,羅馬連國家最高官職──執政官都是兩人同任。坎尼戰役(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時,羅馬軍團全軍覆滅於漢尼拔之手,也是因為兩位執政官造成事權不統一所致;拿翁的名言:「將部隊交給一位壞的將領,其效果遠比交給兩位優秀的將領要好」,在此是完全適用的真理。執政官是羅馬共和政體中,最高職位的行政職銜,因此掌握此一職位,等於就控制國家的行政體系,這對於帝國政治的建立,關係至大。

公元前29年,元老院以「第一公民」(Princeps,亦可解作「元首」之意,但在屋大維時期,解作「第一公民」比較恰當)封贈予屋大維。相對於Imperator稱號的軍事性質與權威性,第一公民的稱號對共和羅馬則比較不具威脅與挑釁的意思。這個稱號原來是元老院的領導人物所專用的詞彙,其所代表的意義只是公民中的第一人而已,對共和主義者而言,是能夠接受的稱謂。屋大維經常使用的頭銜其實是第一公民,而比較少以「大將軍」的名號出現,因此古羅馬政治史將奧古斯都至戴克里先為止的時期稱作「元首政治」。

或許我們可以將屋大維所擁有的頭銜作較現代化的解析:

中央(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Imperator
總書記→Augustus
黨綱→Caesar(神主牌)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Tribunicia Potestas
國務院總理→Consul
國家主席→Princeps(劉少奇身任此職,卻以此職被鬥死,因此只能以第一公民而非國家領導人的方式理解此一職務)

作這樣的解析,大家應該就比較容易理解,換句話說屋大維所弄出來的帝政,基本上是掛「共和」羊頭賣「帝政」狗肉的政制。

拿破崙、希特勒與史達林變著把戲的「帝制」,賣的不就是同一套東西嗎?只不過拿破崙的時代,去中古世紀的皇帝(empire)頭銜的權威尚近,拿翁才將「第一執政」回復成「皇帝」,其狀況就如同袁世凱當了終身「大總統」不夠,還想回復成「皇帝」的頭銜一般,都只是過渡時期的產物而已。君不見希特勒與史達林就沒有這樣的困擾,「元首」或「總書記」,不都是個變相的「皇帝」而已!

帝國的悼曲

《英雄》,對強弱變化及音符張度的層次要求,確實是古典時代所未見。

第二樂章〈送葬〉起始主題樂曲以端重的調子,使聆聽者感到彷如黑暗緩緩滑入霞光四溢的天空般,一股幽涼淒暮盈滿胸臆。驀然,明朗的C大調出現,樂音突兀的現出高亢調,一格接著一格,當油然思索如此激昂的音符不知將伊於何處時,樂音卻急轉直下,重新旋入主旋律的曲調,以此開展小復格(Fughetta)的樂段。然後再次出現主旋律的曲式,以充塞著戚切悲沉的曲風,形成樂曲屢屢中斷,感覺到一種不太協調的結構,紛擾而雜陳,最後則以這樣的風格結束此一樂章。

貝多芬在1821年,聽到拿翁被囚禁在聖赫勒拿島(St. Helena)時,他很高興的說:「17年前我所寫的音樂正適用於這個悲慘的故事。」發現當年自己將《英雄》的第二樂章題作〈送葬進行曲〉,也就是說,貝多芬在1803或1804年就已經預感到,拿氏背叛共和國後可能會有的下場,以此將〈送葬進行曲〉當作拿破崙帝國的悼曲,是再適切不過的。但此時的貝多芬對拿翁背叛共和的怒氣其實也消了,反而對他興起同情的心理,並把他看做是可憐蟲。

1802年開始的貝多芬,面臨一生中幾個重要的轉換期中的一個,這些轉換期對貝多芬的藝術創作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1802年春夏的貝多芬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此時他住在維也納城郊的村落——海里金史塔德(Heiligenstadt)。由於很喜歡吃魚,也可能是因為喜喝葡萄酒(臨終前,貝多芬訂購的葡萄酒才送來,「真可惜,來遲了!」這句話就成了他的遺言),而得到慢性鉛中毒,他在1802年10月6日寫下《海里金史塔德遺書》,他在遺書中寫道:「你們這些人說我充滿敵意,喜怒無常、憤世嫉俗,你們怎麼冤枉了我啊!」「當站在我附近的人聽到遠處的笛聲,而我卻什麼也聽不到;當有人聽到了牧童的歌聲,而我又什麼都聽不到,這是何等的恥辱!這種事幾乎讓我絕望。再多一些這樣的事,我就真要自行了斷。只有我的藝術阻止了我,我感覺在將我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表達之前,我是不可能離開這個世界的。」這封遺書是音樂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遺書是在貝多芬去世之後從他書桌的角落發現的。

1827年去世以來,一直有謠言傳說貝多芬是梅毒患者,但1994年對貝多芬傳世的極有價值的遺物之一:頭髮,進行化驗,發現其實貝多芬身上的疾病是由鉛中毒引起。19世紀的維也納是中歐的工業大城,當時的人們還沒有環保的概念,工廠往往將大量含重金屬的汙水排入多瑙河,因此我們常講的「藍色」多瑙河在那個時代可能要用「黑色」來形容比較實際;也因此,貝多芬所吃到的魚有著高度的汙染。另一方面,在貝多芬時代喝葡萄酒所用的玻璃酒杯,含有大量的鉛,十九世紀的人並不太清楚鉛對人體的危害,貝多芬身上的病痛與當時的環境和他個人的生活習慣密切相關。

作為藝術家的貝多芬,必須卑微的依靠當時的王公大臣贊助,才能勉強維持生活。但貝多芬畢竟是第一位能掙脫宮廷囚籠,得到自由的藝術家(中國古代所謂「倡優」之流,亦大致類同),他的名言「要盡量做個正直的人,讓愛自由尤其高於一切,即使面對一位君主,也絕不出賣真理!」就因這種自由的思想,貝多芬的作品才能脫離宮廷御用的曲式,而依憑內心深處泉湧般靈感創作出滿蘊獨特性格,充溢撼動人心的美麗篇章。他的作曲技巧可以分析,但作品裡涵泳的力量卻無以形容,只有透過不斷專注傾聽,才能體悟貝多芬音符中的啟示:挑戰命運,永不屈服,他五線譜所譜出更是一首首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理念的憧憬與嚮往。

永垂不朽的貝多芬共和國

「歐洲出生的啼聲是馬拉松會戰」(Marathon was the birth cry of Europe)這句富勒將軍(J.F.C. Fuller)在西方史上最偉大的戰史著作《Decisive Battle of the Western World》上的話,是常被引用的名言,而我們從歐洲的歷史看來,確是不無道理。

歐洲的歷史充斥著戰火與血腥,死亡、疫疾交雜。曾經遍布小亞細亞與全歐洲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最終的遺蹟考古證據推斷在西班牙北部,現代考古學家推測,尼安德塔人可能是在與智人(Homo sapiens)的競爭下,被智人給消滅掉,因為身為智人後裔的歐洲人,身上並沒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遺存;雖然考古學者曾經發現,身上有尼安德塔人與智人特徵同時出現的嬰兒遺骸,但成年人不曾發現。種族滅絕的戰爭,或許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發生在歐洲的土地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傷害,終於讓歐洲人明瞭,唯有摒棄過時的民族國家體系,建立一個超越國家與種族界線的歐洲,歐洲人才能享有真正持久的和平。自從1957年羅馬條約(Treaties of Rome)簽署以來,歐洲人就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終於完成了幾千年來武力所達不成的目標,建立了共和國的歐洲──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簡稱「歐盟」EU)。

歐盟是一個超國家(目前所見的用法有supranational、transnationa、metanational、三種,meta是希臘文「超越」之意)的組織(organization),既有國際組織的屬性,又有聯邦的特徵。2004年5月1日納入東歐10國,成員增至25個會員國,總面積約為397萬8千平方公里,人口總數4億5千5百萬,總部設在比京布魯塞爾。2003年7月通過訂定:藍底十二顆金色五角星構成圓環的國旗,國歌則採用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的《快樂頌》(An die Freude)。歐盟會員國自願將部分國家主權交出,歐盟在機構的組成和權利的分配上,強調每個成員國的參與,其組織體制以共用、法制、分權和制衡為原則。

經歷過從古希臘、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等等一連串戰爭暴力所組成的歐洲歷史,終於建立了貝多芬理想中的歐洲聯盟,這是貝多芬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國,充溢著和平願景的偉大共和國。貝多芬以他一生的苦難,創造了許許多多永垂不朽的曼妙音樂,用音樂征服了全歐洲,用音樂建立了柏拉圖等西方聖哲理想的共和國,他用五線譜作到了凱撒、查理曼、拿破崙、希特勒這些暴君無法完成的豐功偉業。

相對於歐盟的逐漸統合並建立歐洲聯盟,我想大膽的提出,既然民族與國家如此繁複的歐洲,種族仇恨如此深的歐洲,都能統合成一個世界上從無先例的新興民主共和國,那麼同文同種的中華民族,為何不能拋棄武力的僵持和彼此的意識形態糾葛,建立一個統合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共和國、香港、澳門、西藏等組成超越意識形態的「中華聯盟」〔Chinese Union。大前研一所提出的是老概念「中華聯邦」(United States of中華),目前台灣的主流思潮根本無法接受〕,統合東亞地區最有潛力的、同血緣的華族,建立經濟的、政治的統合組織,這個超意識形態、超種族、超國家甚至超國界的「中華聯盟」的概念一旦實現,在2042年(鴉片戰爭戰敗二百年祭)時就會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政治實體。

貝多芬共和國的國界不是在烏拉山,更不是在赫克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位在西班牙直布羅陀突出於海峽東邊的岩石山,古代相傳是世界的盡頭),這個共和國的疆界是在全人類的心裡,只要我們堅信民主、自由的共和國理念,貝多芬就會伴隨在我們身邊。

暴君的帝國終有結束的一天,貝多芬的國家卻沒有止盡的時候;只要有人類存在,它就會永遠存在。

●本文能得以完成,感謝輔大音樂學系研究所陳其欣老師提供樂理領域的專業意見與指導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6期】